好比春秋战国之时，原本困苦、落后的秦，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得以壮大，早在始皇一统天下前数十年，就已经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最强国。
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，这个曾经的最强国，最终甚至强大到了一己之力，便可一扫六合的程度！
虽然这其中，有外交、军事、文化、商贸等各方面的谋划，但秦国本身的强大实力，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但正所谓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原本困苦羸弱的秦，因商鞅变法而得以图强；
一统天下，威震四海的秦朝，也同样是在法家近乎偏执的变法精神下，在短短十数年内走向了灭亡。
故而，华夏文明从秦的灭亡中得出教训：弱小，且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快速图强时，凭法家变法图强，是最优解；
但在强大起来之后，继续留着法家，却又成了亡国之道。
简而言之，便是越弱的时候，法家越有用；越强的时候，法家越有害。
至于先帝做出的尝试，则是在汉家即不足够强——至少没强到可以讨伐匈奴，也不够弱——至少没汉初那么弱的微妙时间节点，来试一试法家的成色。
即：在国家即不够强，也不太弱，介乎于强弱之间的时间节点，尝试通过法家‘扭转乾坤’的能力，来达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撑的远大目标。
具体而言，便是在汉家原本无力和所有宗亲诸侯为敌、与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时间节点，试试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么奇效。
最终得出的结果~
怎么说呢……
很难评。
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晁错一手《削藩策》，确实发挥出了法家在‘忠君奉上’方面的主观能动性，为汉家扫除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格局实力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。
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先帝最不愿意看到的‘和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’的结果，在晁错一纸《削藩策》问世之后，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。
若是发散思维‘遐想’一番，也不难得出一种未必准确的可能性：就算没有《削藩策》，先帝通过其他方式料理宗亲诸侯，最终结果再差，也不会比吴楚七国之乱差到哪里去。
毕竟当时，整个关东，除了镇守关东门户的梁国，以及北方前线的燕、代之外，整个关东，几乎就找不到又一个忠于长安、忠于宗庙社稷，可以让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。
从这个方面来看，以及刘荣自己从先帝的感官中总结所得：先帝通过晁错进行的这次实验，其实是失败的。
实验的结论恐怕是：在王朝不强不弱的尴尬时间节点，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，和负面作用不相向上。
结合秦的灭亡，所得出的‘越强的政权，用法家效果越差；越弱的政权，用法家效果越好’的结论，便不难发现：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，真的是和政权本身的强弱，呈线性负相关。
政权越强，法家越坏；
政权越弱，法家越好；
政权不强不弱，法家不好不坏。
说好听点是不好不坏，说难听点，那就是卵用没用……
具体到当今汉室，经过开国初的‘羸弱’期，以及文景年间的‘不强不弱’时期，到了当今刘荣这一朝，汉家已经开始全方位展露出强盛之态。
文景之治种下的因，即将结出一个无比强大的汉家，来作为最终的果。
如此背景下，按照法家的作用，与政权强弱呈线性负相关的逻辑，刘荣这一朝，汉家若是重用法家，那无疑就要起到负面效果了。
到这里，问题其实就显而易见了。
——黄老学完成历史使命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，并朝着后世那个寻仙问道，神神叨叨的‘道家’发展；
法家则因自身特性，并不适用于如今愈发强盛的汉家。
可以说，如今汉室不需要通过法家变法图强，也可以说，已经走在正确道路之上，正愈发强盛的汉家，不应该‘变法生乱’。
黄老淡退，法家不适用；
而其他诸学——杨朱肯定用不了。
太祖高皇帝早就有言：杨朱这个学说，天下唯一能研读的，便是当代天子。
只有上一代天子驾崩，下一代天子才能够染指，连太子储君都不能触碰！
这也很好理解。
毕竟任谁坐在皇位之上，看着一个整天念叨‘杨朱唯我，不以物累’的太子储君，后脖颈都得发凉。
墨家更是只可用其‘鲁班之术’，而不可用其治国之道——毕竟墨家的思想太过先进，甚至都和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近乎一致了；
对尚还处于封建文明初期的当今汉室，那都不是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的问题，而是劈个叉都远远够不到的程度。
没了！
除了儒家之外，没得选了！
和那些除儒家之外，根本无法选择其他学说，只能吃儒家‘有教无类’的红利，借儒家搭上‘读书人’之顺风车的文人一样；
如今汉室，也同样沦落到出儒家之外，再也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境地！
这也就难怪历史上的汉武大帝，能那么果决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了。
——哪怕不罢黜，百家也已经基本把自己玩儿绝传了！
——哪怕不独尊，儒家也已经掌握天下学术、思想界的话语权了！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汉武大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并非是主导了儒家独尊，而仅仅只是从官方层面，承认了‘儒家已经独尊’的客观现实而已。
但现在，时间才刚来到当今刘荣五年，历史上的汉孝景帝十一年。
这个时间节点，历史上的汉武大帝都才十一岁；
刘荣还有时间。
还有时间压制儒家，避免儒家在客观事实层面，达成‘儒术独尊’的既定事实；
而后再倒逼刘荣，和历史上的汉武大帝一样，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成立，并未‘儒术独尊’背负历史黑锅。